
江上舟这个人,总觉得他的故事像极了那句老话,人生哪有直来直去,总得拐几个弯才到该去的地方。他生在1947年4月20日的福建龙岩连城,那时候家里是干部背景,日子过得稳当,可他从小就对技术感兴趣。
1965年,十八岁的他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,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儿,新中国刚起步,科技人才稀缺,他算是赶上了好时候。进了清华,学的是无线电专业,基础打得牢靠,可没想到,入学没多久,时代大背景就变了样,他被下放到云南的邮电系统,从车间干起,组装天线、调试设备,一干就是好几年。
这段经历让他真切感受到国内技术底子薄,进口零件都得省着用。1978年,研究生招生恢复,他和老婆吴启迪——也是清华的,一起考回学校,1981年双双拿下研究生学位。吴启迪后来成了教育部长,两人这对夫妻档,从学生时代就互相扶持,挺励志的。
展开剩余78%学业上,他不满足于国内水平,总盯着国外差距。1980年,公派机会来了,32岁的他去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深造,一待就是八年,1987年博士毕业。爱因斯坦的母校不是白叫的,那儿实验室设备先进,他专攻无线电相关,学了不少前沿东西。
回国后,本想直接钻研专业,谁知国内移动通信还处在起步阶段,岗位少得可怜。1988年,国家号召支援海南开发,他响应了,去了三亚。这下子信汇网,从技术路子拐到政界,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——虽说家里有背景,但他的路子是自己一步步趟出来的。
说白了,他对芯片压根儿没概念,那时候大陆集成电路产业几乎是空白,可就是这么个门外汉,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芯片领军人物,这事儿搁谁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其实,江上舟的转折点,就藏在从政那些年。他先在三亚立足,1991年当上副市长,那时候三亚还只是个小渔村,旅游业没影儿,他抓基础设施,修路建桥,1994年还推动凤凰机场落地。这些事儿听着简单,干起来费劲巴拉的,海南热带气候,材料运不全,资金也紧巴巴,可他硬是把基础打牢了。
没过两年,1993年4月,升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党工委书记。洋浦那地方,盐碱地多,起步难,1992年国务院批准开发,他协调外资,日本熊谷组的项目就是他拉过来的。
开发区从荒地变工业园,港口深水化、工厂陆续上马,几年下来,经济数据蹭蹭上涨。这段政界经历,让他练就了统筹大局的本事,协调资源、拉投资,这些技能后来用到芯片产业上,派上了大用场。
从海南调回上海,是1997年的事儿,他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上海那时正憋着劲儿追赶沿海,浦东开发如火如荼,他负责工业协调,眼睛盯上了高科技。张江高科技园区是重点,他走访调研,虽然无线电背景,但芯片制造对他来说还是新领域,蚀刻、光刻这些术语得现学现卖。
可他不怵,2000年,台湾企业家张汝京想在大陆建厂,他亲自出马,谈政策、给地块,4月中芯国际注册,8月张江奠基。13个月后,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投产,这速度在全球都算快的。中芯的成立,标志着大陆芯片代工从零起步,他虽不是技术大牛,但抓住了产业化关键,协调政府资金、吸引海归人才,硬生生把事儿办成了。
江上舟的芯片路子,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他知道,光靠组装不行,得有核心装备。2001年,他推动上海市政府出资,成立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,专攻光刻机研发。那时候,国外垄断严重,阿斯麦一家独大,他带团队去硅谷演讲,拉回不少华人工程师,有人甚至卖房回国。
上海微电子起步小,资金技术都缺,但他一步步协调,2002年首台光刻机组装成功,后来迭代到90nm级别,用在中芯封装线上。这不光是建厂,更是搭起了生态链,中微半导体、华虹这些企业,也跟着在张江落地。2004年,他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,董事会里,他强调自主研发,几年内,中芯建起4条8英寸线和1条12英寸线,2004年3月在香港和纽约上市,产值直奔世界第四。
可好景不长,2006年,他暂离中芯董事会,但和张汝京关系铁,过从密切。2009年6月23日,王阳元卸任,他临危受命接棒董事长。那年,中芯亏损严重,专利纠纷缠身,美国施压,他以患病之躯上阵,不分白天黑夜,调整策略,剥离非芯业务,引进新投资。
结果呢?当年就扭亏为盈信汇网,成了大陆集成电路的领军企业。他这人,作风硬朗,大公无私,清华校友们后来都说,他是战略科学家,关键时刻顶得上。2011年6月27日,肺癌复发,他在北京逝世,享年64岁。追悼会上,半导体圈子很多人来送,吴启迪和子女守着,场面肃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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