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上舟这个人，总觉得他的故事像极了那句老话，人生哪有直来直去，总得拐几个弯才到该去的地方。他生在1947年4月20日的福建龙岩连城，那时候家里是干部背景，日子过得稳当，可他从小就对技术感兴趣。
1965年，十八岁的他考上清华大学无线电系，这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事儿，新中国刚起步，科技人才稀缺，他算是赶上了好时候。进了清华，学的是无线电专业，基础打得牢靠，可没想到，入学没多久，时代大背景就变了样，他被下放到云南的邮电系统，从车间干起，组装天线、调试设备，一干就是好几年。
这段经历让他真切感受到国内技术底子薄，进口零件都得省着用。1978年，研究生招生恢复，他和老婆吴启迪——也是清华的，一起考回学校，1981年双双拿下研究生学位。吴启迪后来成了教育部长，两人这对夫妻档，从学生时代就互相扶持，挺励志的。
展开剩余78%学业上，他不满足于国内水平，总盯着国外差距。1980年，公派机会来了，32岁的他去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深造，一待就是八年，1987年博士毕业。爱因斯坦的母校不是白叫的，那儿实验室设备先进，他专攻无线电相关，学了不少前沿东西。
回国后，本想直接钻研专业，谁知国内移动通信还处在起步阶段，岗位少得可怜。1988年，国家号召支援海南开发，他响应了，去了三亚。这下子信汇网，从技术路子拐到政界，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——虽说家里有背景，但他的路子是自己一步步趟出来的。
说白了，他对芯片压根儿没概念，那时候大陆集成电路产业几乎是空白，可就是这么个门外汉，后来摇身一变成了芯片领军人物，这事儿搁谁听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其实，江上舟的转折点，就藏在从政那些年。他先在三亚立足，1991年当上副市长，那时候三亚还只是个小渔村，旅游业没影儿，他抓基础设施，修路建桥，1994年还推动凤凰机场落地。这些事儿听着简单，干起来费劲巴拉的，海南热带气候，材料运不全，资金也紧巴巴，可他硬是把基础打牢了。
没过两年，1993年4月，升任洋浦开发区管理局局长兼党工委书记。洋浦那地方，盐碱地多，起步难，1992年国务院批准开发，他协调外资，日本熊谷组的项目就是他拉过来的。
开发区从荒地变工业园，港口深水化、工厂陆续上马，几年下来，经济数据蹭蹭上涨。这段政界经历，让他练就了统筹大局的本事，协调资源、拉投资，这些技能后来用到芯片产业上，派上了大用场。
从海南调回上海，是1997年的事儿，他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。上海那时正憋着劲儿追赶沿海，浦东开发如火如荼，他负责工业协调，眼睛盯上了高科技。张江高科技园区是重点，他走访调研，虽然无线电背景，但芯片制造对他来说还是新领域，蚀刻、光刻这些术语得现学现卖。
可他不怵，2000年，台湾企业家张汝京想在大陆建厂，他亲自出马，谈政策、给地块，4月中芯国际注册，8月张江奠基。13个月后，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投产，这速度在全球都算快的。中芯的成立，标志着大陆芯片代工从零起步，他虽不是技术大牛，但抓住了产业化关键，协调政府资金、吸引海归人才，硬生生把事儿办成了。
江上舟的芯片路子，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他知道，光靠组装不行，得有核心装备。2001年，他推动上海市政府出资，成立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，专攻光刻机研发。那时候，国外垄断严重，阿斯麦一家独大，他带团队去硅谷演讲，拉回不少华人工程师，有人甚至卖房回国。
上海微电子起步小，资金技术都缺，但他一步步协调，2002年首台光刻机组装成功，后来迭代到90nm级别，用在中芯封装线上。这不光是建厂，更是搭起了生态链，中微半导体、华虹这些企业，也跟着在张江落地。2004年，他出任中芯国际董事长，董事会里，他强调自主研发，几年内，中芯建起4条8英寸线和1条12英寸线，2004年3月在香港和纽约上市，产值直奔世界第四。
可好景不长，2006年，他暂离中芯董事会，但和张汝京关系铁，过从密切。2009年6月23日，王阳元卸任，他临危受命接棒董事长。那年，中芯亏损严重，专利纠纷缠身，美国施压，他以患病之躯上阵，不分白天黑夜，调整策略，剥离非芯业务，引进新投资。
结果呢？当年就扭亏为盈信汇网，成了大陆集成电路的领军企业。他这人，作风硬朗，大公无私，清华校友们后来都说，他是战略科学家，关键时刻顶得上。2011年6月27日，肺癌复发，他在北京逝世，享年64岁。追悼会上，半导体圈子很多人来送，吴启迪和子女守着，场面肃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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